自2009年新醫改方案啟動以來已經過了7年，而“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卻依然年年重復上演。中國人的看病負擔并沒有減輕多少，個人衛生支出金額反而隨著醫療改革的進行而急速攀升。

    與2009年相比，盡管政府衛生支出額增加了一倍，但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個人衛生支出也從1314元翻了一倍漲至2581元，如果將醫改的目標定為個人看病直接負擔的減少，那么這樣的結果顯然難說是成功的。官方將醫療費用急劇攀升的原因歸結為醫院市場化后的逐利本性，然而正是在醫療價格領域的行政管制才讓醫生無法以技術水平獲得相應的回報，不得不以藥養醫。最后呈現的結果僅僅是政府以市場化為名成功推掉了財政補助的責任，在公立醫院收入結構中，政府補助部分始終維持在8%的比例，有的醫院甚至低于3%，而藥品收入卻長期占據40%的比例。

    另一方面，號稱全面覆蓋的醫保體系卻因低保障標準使得效果大打折扣，不同醫保體系之間的保障差距也讓真正需要的弱勢人群難以避免因病致貧的狀況。國際上將家庭因為醫療支出過多而陷入困境的情況稱之為災難性衛生支出，在中國，經濟水平低、家中有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最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國家扶貧辦調查發現四成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因病致貧，而有慢性病人的農村地區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發生率高出普通家庭的三倍有余，超過一半的中國結核病患者家庭正在經歷這種災難性的衛生支出。

    有研究對比發現，當其他國家的醫療保險讓參保人免于疾病所產生的經濟風險時，中國的醫保支付等級體系卻誘導患者小病不敢看，拖成大病再蜂擁前往大醫院，這種結果反而讓參保人的財務風險增加了。醫保本該起到為弱勢群體兜底的作用，結果卻是自90年代以來，中國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發生率居高不下，而且隨著醫保改革越改越高。

    一般而言，醫療需求、人口特征、醫保待遇類型和支付方式是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決定因素，世界衛生組織的實踐要求稱“如果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患者直接支付的比例低于 15% ~ 20%時，災難性醫療支出發生率能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然而經過了20年，中國患者看病自掏腰包的比例才終于從一度驚人的60%又恢復到30%的比例，此時官方態度卻認為這一比例已然是合理水平，并打算維持在這一基礎上，卻不知在70年代后期，中國人看病個人支付的比例也才占20%。